侯惠勤：哲学与意识形态领导权
编者按：夺取政权的舆论先导和维持政权的统治思想营造，是哲学的两大意识形态功能。“抽象的个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哲学基础，以人民为中心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观依据。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从历史规律的客观存在、历史规律的可知性以及自觉实践历史规律的可能性方面提供了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哲学根据；但是，经由实践本体论的“去唯物论”而转向唯心史观和个人主义则有否定共产党领导，走向“全盘西化”的现实危险。错误哲学思想的潜移默化既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渠道，也是对于坚持党的领导不自信不自觉的重要思想根源。开展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舆论斗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斗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在坚持共产党领导方面开创性地解决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的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今天依然尖锐复杂，聚焦点在是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根本上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在党，党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的制度优势。因此，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最终都落脚到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而党内存在着对于坚持党的领导不自觉、不自信倾向，是最大的忧患。必须看到，这种思想交锋最后都要归结到哲学，错误哲学思想的潜移默化既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渠道，也是我们中间有些人对于坚持党的领导不自信的思想根源。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从根本上说，夺取政权的舆论先导和维持政权的统治思想营造，是哲学的两大意识形态功能。“抽象的个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哲学基础，以人民为中心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观依据。哲学既是人类精神现象之巅，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但也可能是社会精神乱象之源，是我们可能出现颠覆性错误的隐性原因。开展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思想舆论斗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斗争。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否把坚持党的领导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最深层的原因从理论上说就在于哲学。必须看到，西方的制度设计以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抽象的个人”为基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唯心史观从根本上说是个人史观，唯物史观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民史观。私有制、多党制、三权分立制度的哲学基础就是自由个人主义，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历史观基础和理论底气就在于人民史观。没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人民史观，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会像沙滩上的建筑，思想根基是不牢的，而我们今天恰恰面临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哲学被消解的严峻挑战。
一、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是以共产党领导为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哲学基础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脱离现代化的世界潮流，而资本主义现代化行不通，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这一历史必然性从客观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从实际情况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成为西方列强肆意掠夺宰割的对象。不仅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而且民心涣散、任人宰割。因此，中国现代化之路必定是一条自觉的现代化之路，必定要分两步走：首先是唤起民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继而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奋斗，在取得经济独立和国家发展的基础上，跟踪时代主题的变化，抓住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全面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目标。在这一过程中贯穿始终、起领导核心作用的自觉社会力量，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说，正是人类历史活动走向自觉的客观必然性，才诞生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才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活动空间。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以及自觉利用历史规律的可能性，形成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核心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和理论前提，而支撑这一切的思想前提，就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给我们送来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更大视野看，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要进入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则必须走自觉之路，这就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通过共产党）的历史根据。就哲学理念而言，今天的自由个人主义宣扬的是“自发自由”，似乎人类凭着个人经验基础上的价值诉求，通过各种利益的自发博弈就能实现自由。然而事实证明，这种哲学不过是在为不合理的现状辩护，根本无法改变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以及赢者通吃的两极分化格局。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则是建立在历史必然性上的“自觉自由”，人们只有掌握了历史的发展规律，在揭示其客观必然性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真正改变现存的格局，在消灭阶级、达到共同富裕的基础上获得自由。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决定了没有理论自觉就没有真正的自由。支撑共产党领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了以下三个重大问题。
1. 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有没有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唯心主义，尤其今天的唯心主义，即个人主义哲学全面蜕变，普遍反对历史活动的客观规律，用多元决定论和相对主义，反对所谓的“历史决定论”和“本质主义”，否定认识活动的最高追求是探索客观真理和历史规律。本来，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成就，它体现了毫无顾忌地探索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但是，资产阶级在成为统治阶级以后，为维护其特殊的阶级利益，便否定了“在研究单个事实之间的重大联系方面的决定性进步，即把这些联系概括为规律”，“而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中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这是资产阶级在精神追求上的根本性蜕化。毫无疑问，否定了历史的客观规律，就否定了历史的方向性和进步性，否定了辨别追求利益的历史活动先进与落后的客观标准，表现了维护既得利益现状的保守心态。而坚信历史在不断发展进步，坚信历史进步的根基在于人民利益的实现和群众拥护，坚信人类的解放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则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历史观前提。
马克思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受益于黑格尔。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但是黑格尔的历史规律由于缺乏唯物论（即不承认客观自然界），只能是一种猜测。揭示历史规律的理论贡献当之无愧地属于马克思。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当然是人们创造的，历史的结果也包含着人们在一定范围内的选择，但是历史从根本上说却不是人们可以随意创造的。历史创造活动的基础是不能自由选择的生产力，人们的全部历史活动都必须围绕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展开，这就叫作历史的必然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人类历史活动要服从历史客观规律必然性的支配，这就决定了历史活动存在着自觉和自发两种形式。唯心史观对于人类历史活动的认识，决定了它本质上立足于自发的历史活动，无法真正成为开创历史的实践指南。
2.人类能否真正认识和利用历史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认为世界是可知的，就因为世界是统一的物质世界，在现象与本质、部分和整体、已知和未知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西方个人主义则认为历史规律即便有，也不可知，因为历史规律是体现整个社会、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本质的总趋势，个人的生命及认识能力有限，不可能达到这一高度。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观点只证明了以个人为认识主体的唯心主义的局限性，而不能代表这是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把单个人作为唯一的认识主体当然无法说明认识历史规律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摆脱个人主体的局限、确立人民作为认识的主体，就可以解决历史规律的可知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大创新，就是阐明了人民主体论，把反映了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视为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人民作为对世界的客观规律的集体认识、集体创造的主体，核心在于它不是以单个人为基础，而是作为一个集体的历史主体来把握和认识规律，体现的是人民群众、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集体智慧和实践经验。
这一认识主体内在地包含着融为一体的领袖和群众，不仅表现为领袖在这一认识活动中，如同毛泽东所说，只起着“头脑加工厂”的作用，即创新思想不是个人想出来的，而是对来自群众实践经验所提供的原材料进行加工，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集体认识主体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它具有统一的世界观、方法论，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因而能够紧紧围绕着一个主题，秉持同样的立场观点，运用同样的思想方法，不断地进行探索，不断加深对于历史客观规律的认识，从而沿着无限接近绝对真理的方向前进。坚持科学的指导思想，使得认识成果能够不断地积累，认识主题能够不断地深化，思想眼界能够不断地拓展，不仅能综合一代人的智慧，而且能一代一代地接续下去，这才使集体主体的智慧结晶成为现实。
第二，一以贯之的事业。人民主体不仅是认识主体，同时也是实践的历史主体。以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和人类解放为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为之奋斗的事业。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是包括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在内的一以贯之的伟大事业。正是这个一以贯之的伟大事业，奠定了统一认识的客观对象，获得了辨别真假善恶的客观标准，形成了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间的良性互动，成为集体主体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坚实基础。
第三，一以贯之的组织原则。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民主体之所以不是个人的堆积，而是有机的集体主体，还在于它具有有效的组织原则，这就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宛若血液和经络，把孤立的部分联结成有机整体。通过这一组织原则，就能够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形成远高于、优于西式“投票民主”的民意，形成科学高效的集中统一领导，形成体现了党和人民意志的领袖权威。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不断地认识客观规律，能够遵循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创造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这是共产党的优势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势所在。
3.有没有能够自觉地实践客观规律的社会力量？
马克思主义认为要自觉地实践历史的规律，必须有一个没有一己之私和一党之私的阶级及其政党。堪称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就是关于现代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世界历史使命的学说。但是这一学说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整体把握基础上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具体运用。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辩证唯物主义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即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因此，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孤立地谈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不是一般地谈论阶级斗争，更不是迷恋或制造阶级斗争，而是揭示阶级斗争的规律，探索消灭阶级的人间正道，其实质和精髓，就是对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科学阐发，就是确立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及其领导权。马克思形成自己的共产主义学说，一个极为艰苦的理论探索就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进程中发现其自我否定的内在根据，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发现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这种发现不是人为的臆测，也不是宗教式的“救世主义”，而是基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的历史必然性。现代无产阶级的产生，是阶级社会解体的象征，而消灭阶级、消灭剥削，通过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则是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阶级本性。工人阶级没有一己之私，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能有一党之私，这首先是客观判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自觉实践历史规律的需要，其他的阶级和政党做不到。
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大公无私和先进性表现在它具有无所顾忌地追求真理、力争永立历史潮头的气魄。“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因此，从主观上说，工人阶级能够在科学理论的武装下自觉地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历史证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能够在对现存的世界进行彻底改造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因而能够不断地纠正自身的错误、洗刷自身的污泥，学会自己原来不懂的东西。历史还证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能够通过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事业动员和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伟大事业，能够不断地涌现出千千万万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之献身。总之，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不是上帝的选民，不是天生的圣贤，更不是自封的领导者。它要解决的时代课题和历史任务，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对抗，是人类进步所必须面对并加以解决的时代课题；它借以解决这一历史任务的条件和手段，都是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提供出来并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所掌握的。坚持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有着充分的历史和理论依据。
二、以实践本体论为突破口向个人主义转向必将危及党的领导地位
“去唯物论”是我们曾经历过的话语喧嚣，其后果是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出现偏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地高举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大旗，而所谓的“课堂哲学”却处处是否定物质本体论的“主体性哲学”温床。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区分视为哲学基本问题，就因为这一划分决定了其他的哲学理念，包括实践观。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以唯物论为前提，这一前提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必定是以客观世界（即“自在之物”）为对象的实践，因而实践必定是客观的、开放的、无限的物质变换运动；必定是以反映论为基础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必定是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活动和社会变革过程；必定是人民利益逐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最终成为现实的过程。
1.实践本体论的实质与危害
如果拒斥唯物论，或者只讲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论”（即“实践本体论”），实践就必然成为主体设定客体、主体自我外化的主观性活动，就必定成为从个体需要和人性诉求出发的意志性活动，就必定成为排斥客观真理和科学认识的实用主义。事实证明，所谓的实践本体论归根到底就是个人本体论，就是个人主义哲学，而个人权利本位无疑是西方的所谓自由民主制度的哲学基础。正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曾明确指出的那样，市民社会的抽象个人（即作为“权利本位”的人）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然基础”。
今天，西方敌对意识形态正是试图通过实践本体论确立个人权利本位，进而推行西方“普世价值”，在中国搞全盘西化，以颠覆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思想斗争倾向。从个人权利本位出发，就必然把国家权力视为个人权利有条件的转让，就必然把投票民主视为唯一的民主方式，就必然把多党制、政党轮替、三权分立等视为现代民主国家的制度特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无从谈起。
可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去唯物论，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理论是非。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否定哲学的党性原则，一些人刻意消解唯物论哲学、大肆渲染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所谓“实践唯物主义转向”，并把“实践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标识性话语与真理标准大讨论、解放思想和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相联系，与破除普列汉诺夫和苏联教科书的解读模式、破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主义解读相联系，同时也毫不掩饰这一转向与马克斯·韦伯的价值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的理论渊源关系。对于这种有意无意地迎合西方需要的理论是非，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澄清。
2.实践唯物主义的所谓文本依据
把实践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观点的唯一文本依据，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句话：“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其实不需要多少眼力就可以得出结论，这句话是针对共产主义者个人的使命担当，而不是对马克思哲学世界观作出的概括。它至多从一个侧面描述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特点，而根本不能证明实践的唯物主义是可以取代“新唯物主义”的新表述，即不能证明马克思的唯物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论。
相反，如果不以唯物论为基础，实践的唯物主义就必然滑向唯心论的实践哲学。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论不可能是彻底的唯物论，因为单从实践出发，推不出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及以此为基础的系列基本命题。这里的要害在于是否承认独立于人的“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物质本体论”和“实践本体论”的根本分歧，就在于承认与否一个外在于、独立于、先于且包含人类的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唯物论的实践观从根本上说，就是把实践理解为“自在之物转为为我之物”，而不是单纯主体的外化。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个“自在之物”就是外在于、独立于人的自然界。它决定了客体不仅仅是主体的外化和构建，而首先是连同我们的生命都归属于它的自然界；决定了人的历史创造活动必须遵循以自然为基础的客观规律，人类不能任意创造历史，历史实践活动中的能动性是第二位的。
3.不能颠倒唯物论和实践论的关系，把实践的观点视为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核心的观点
诚然，列宁、毛泽东都说过，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但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不能把这一观点推广到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其“核心和实质”就是列宁、毛泽东反复说过的“对立统一规律”；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其最根本的观点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把实践的观点夸大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实际上就打开了滑向实践本体论的缺口。
必须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绝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质的特征和内核。马克思把自己创立的哲学称为“新唯物主义”，列宁、毛泽东把这种新唯物主义概括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因此，必须推倒强加在唯物论哲学上的诬蔑、不实之词。所谓的唯物论哲学，其基本内涵有二：一是不断地探寻世界的真实存在、事物的真实面貌和对事情真相的追问，体现了以真相、真实作为自己追求的科学精神。二是把真理的价值摆在精神成果的首位，视客观真理为真理的首要的本质特征。换句话来说，真善美都是人类追求的精神成果，但在唯物论哲学看来，真是最高的精神价值，仅讲善、讲美，宗教、艺术也可以做到，但讲不透，也没有客观评价标准，就只能各说各话。只有在真的基础上讲善和美，才成为科学的对象，才能深入讨论和付诸实践，才是结果实的花朵。把真摆在第一位，就意味着真理的本质特征是客观真理，而不是实用价值，它不取决于人们的利益和需要。真理不一定有用，有用也不一定是真理，真理首先是客观的。所以，客观真理高于价值真理。
不能用价值哲学取代唯物论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论克服了以往唯物论哲学的局限性，因而是彻底的唯物论。它是全覆盖的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世界全部领域，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想精神领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观；它是全融通的唯物主义，用唯物主义原则打通了历史和自然、思维和存在、生活和生产、受动性和能动性、个人和社会等一系列的传统对立，形成了没有理论死角，鲜活、生动、生机盎然的唯物论。这种彻底的唯物论，说到底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有机结合的唯物论，就是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概括就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能有将其取代或与之并列的其他概括。
4.不能把科学实践观的创立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开端
科学实践观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重要基础，是马克思制定自己的新哲学世界观的重要基石。但是创立科学实践观，前提是马克思思想变革中的唯物论转向。熟悉马克思思想形成史的人都知道，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有两个重要的关节点：一是1843年底实现的、以发表在《德法年鉴》的文章为标志，被列宁概括为“两个转变”的节点，即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二是1845年春实现的、以被恩格斯称为“包含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标志的节点，表明科学实践观的形成。正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第一个节点，奠定了马克思实践观点的唯物论前提。如果只从第二个节点开始讲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就不仅会抹杀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在马克思哲学变革中的“中间桥梁”作用，而且必然夸大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类哲学”的影响，必然混淆马克思的实践观和唯心主义实践观的根本界限，为实践本体论的迷误开辟道路。
近些年来有一种倾向，即但凡讲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总把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变成贬斥的靶子，似乎马克思实践观的价值就在于否定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实际上，费尔巴哈的唯物论不仅在马克思完成“两个转变”中起了中介作用，而且对于马克思唯物论的实践观的创立也有重大的贡献。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到：“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不难看出，这种批评本身就包含着肯定。只有费尔巴哈从唯物论出发，提出了研究与黑格尔精神“外化”结果的“思想客体”不同的感性客体问题，虽然他未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已经功莫大焉。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这些意见正是针对费尔巴哈的，因为只有他才至少向前迈进了一步，只有他的著作才可以认真地加以研究。”不能用感性活动或感性主体否定感性客体。人如果不首先是感性客体，说人是能动的，就必然又回到唯心主义。只有唯物史观才揭示了人作为感性主体和感性客体的相互作用，这就是受客观必然性制约的对象性活动。人的感性活动和感性存在是不可分的，人的历史活动之所以以客观制约性为第一位，以主观能动性为第二位，就因为感性存在是第一性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活动当然包含着人的选择性活动，但是这种选择性活动的基础却是非自由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历史虽然可以创造，但却不能选择。可见，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本质的内核。
5.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现实的人”解读为个人本体
把马克思提出的、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前提的“现实的人”解读为个人，是个人本体论拉出的一面大旗，似乎个人本体是马克思的观点。但这种解读不能成立，无论是讲“人”或“个人”，关键在如何理解马克思始终不丢弃的前缀，即“现实的”。马克思在解释唯物史观的前提时指出：“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
既然个人在具体历史活动中总要受到确定的物质界限、前提和条件的限制，个人本体就不能成立。而只有体现了这些物质生产活动总要求、体现了具体的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才是历史的本体，这就是人民主体论。个人本体论的个人之所以被马克思称为“抽象的个人”，就在于这种个人自以为历史是由他自由选择、任意支配的产物，就在于这种个人从脱离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历史制约的抽象人性及其需要出发谈历史的创造，因而是唯心史观幻化出来的人。
必须指出，人民所代表的具体历史时代的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因此，不是个人利益，而是人民利益推动着历史前进，而人民利益的实现程度也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历史活动的正义性和道义性就来自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个人才能不断超越自身的狭隘性，最终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可见，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不是个人主义和自我中心的产物，而是人民创造历史的最终体现，“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从抽象的个人出发，永远实现不了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坚持共产党领导上的哲学贡献
由于哲学是一切理论的世界观基础，所以高度重视思想理论建设的中国共产党在世界观问题上从来不含糊。毛泽东在1959年曾明确指出：“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即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借以掌握客观规律、判断国内外形势、确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以及自我革命重点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因此，我们党对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坚持，从来不是依据所谓的普列汉诺夫和苏联教科书的解读模式，而是依据在自身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对于这一世界观的科学理解。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关键。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表现为我们党始终坚持两大原则：一是坚持和发展相统一。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因为它是科学、是真理，它的基本原理在今天仍然适用，没有过时；同时坚信它要随着实践、时代、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止不前，这是因为历史在不断发展、时代在不断更新。坚持和发展的统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尊重客观实际、遵循历史规律的科学世界观。“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二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猎奇、摆花架子、玩噱头，更不是君临天下、仗势唬人，而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因为“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最根本的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观察中国与世界，解决中国问题和时代命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及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就是说，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不存在哲学世界观的所谓“转向”问题，否定或偷换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就是根本背离马克思主义。
正是在这一根本理论立场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不为形形色色的哲学转向所动。习近平不仅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明确宣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公开发表了《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文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解决当代中国的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原创性成果，尤其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方面的理论创新，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也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赋予辩证唯物主义新的时代内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了以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带动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大思路，赋予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以新的时代内涵。牢牢把握住时代潮流和天下大势不动摇，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精神，也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就是因其能够认准历史发展的方向、阐发历史发展的规律、看准历史发展的潮流。就实质意义来说，共产党的领导权就在于永立时代潮头、引领历史潮流。当今世界，尽管历史进程曲折复杂，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和不确定因素不断出现，但这不影响我们对时代潮流的判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在今天突出地表现为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趋势，汇集成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我们要准确地把握历史规律，坚定地引领时代潮流，解答时代命题，负起历史责任，就必须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加强党自身的建设，以适应变化了的客观实际。这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前提条件。
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系列新情况、新态势的出现，把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其一，我国正经历着从跟上时代潮流到引领时代潮流的历史性转变。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力图通过此举努力跟上世界现代化的潮流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已经站立在时代潮流的潮头。面对逆全球化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冷战思维”、霸权行径，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必须勇于担负起应尽的责任，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历史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党更具有战略定力、世界历史眼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把自身建设好，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其二，和世界各国一样，我国正面临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和挑战。只有抓住这一机遇，经受住这一考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顺利实现。这就要求我们党具有抢占科技制高点的眼光和气魄，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领导能力，确保党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把自身建设好。其三，我国的改革开放正经历着从渐进式改革向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性转变。这一转变的背景，是改革进入深水区，“船到中流浪更急，人至半坡路更险”，愈进愈难而又必须迎难而上的关键期；这一转变的实质，就是在突出抓好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同时，必须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谋划。这就要求我们党具有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的坚强意志和坚定信念，把自身建设好，确保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新时代党所肩负的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加强党自身建设的伟大工程，推进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四项历史使命，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党领导的一以贯之的伟大社会革命，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创造性运用。这一大思路使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最大限度地发挥历史主动性相结合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顺应历史潮流、把握历史大势才能开创未来，掌握历史活动的主动权，这就需要不断地克服一己之私、一党之私，需要真正的自我革命。我们党之所以具有其他任何政党、历史集团和圣贤精英都不可比拟的自我革命的强大动力，就因为这种动力不是来自抽象的道德律令或道德人格，而是来自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所必须战胜的种种艰难困苦的客观需要，来自领导人民实现伟大社会革命的党所必须具备的品格的内在需要。我们所要通过的考试，是由时代做出卷人、人民为阅卷人的历史赶考，只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才有可能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把党的自身建设和自我革命放在引领的位置，是党对于历史规律自觉运用的表达。
2.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解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难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解决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难题，即国家制度的定型完善以及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理论、道路、运动往往和制度建设是脱钩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没有解决好。尽管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然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实际上，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始终没有落到实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就始终还是理论上的，而不是真正现实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能够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分庭抗礼的现代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开始显示了社会主义在制度上的优越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社会主义不再只是理想或运动，而是道路、思想、制度和文化有机统一的社会形态。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真正影响力，是建立在非西方化的国家和社会制度基础上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它有力地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焕发生机活力。在制度创新基础上的综合创新，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这一制度创新的灵魂，就是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融入现代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之中，构建与西方多党制截然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正如习近平所说，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的制度优势。把坚持党的领导落实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及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以及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等，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的重大创新。
3.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跃升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遇到的新挑战，就是坚持人民主体与调动个人积极性、党性和人民性如何统一的问题。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此作出的创造性回应。全面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和发展观，既夯实了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性运用取得的突出成就。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实践基础。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的执政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制度设计，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等，有力保证了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努力实现伟大目标。更为重要的是，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当代中国的发展理念，而且是党必须始终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习近平反复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不能丢；反复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就把工人阶级性、党性和人民性有机统一起来，澄清了一些人把“以人为本”解读为“以个人为本”的错误倾向。
习近平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还是世界观方法论意义上的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既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更表达了他的问题意识和务实态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个性和共性的互动、现实和理想的统一，渐进性和飞跃性相辉映。表明围绕这一中心去解决问题，就必定要遵循历史规律、回答时代之问。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揭示了历史客观规律是在回答现实重大问题中通过实践显现的，因而是具体的、历史的；但它也不是毫无联系的历史碎片，而是透过具体实践方式展示出的历史逻辑。通过道路的辨别，排除各种干扰，不懈奋斗，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规律就存在于走过的道路中，存在于前行的方向中，存在于我们不断凝聚起的民意民心中。它既不是抽象的，也不是表象的，而是可以感受到、辨认出的历史潮流，是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客观根据。这些都充分体现出这一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的坚持和创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生动诠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概念，它包含着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大多数个人，但不能归结为个人；人民利益代表具体历史条件下大多数个人的根本利益，但不能化约为个人利益。以人民为中心和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格格不入，不仅根本区别于“自我中心”，也根本区别于所谓的“类主体”。“类主体”是建立在抽象的个人的共同点（即所谓“人性”）之上的抽象人类，并不能代表现实的人类。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概念，才是现实人类的科学表述。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2]《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
[3]《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作者：侯惠勤，中国社科院大学特聘讲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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